20世纪中国农业农村研究的跨学科对话——中国农业史学会第九次学术研讨会纪要

附录:20世纪中国农业农村研究的跨学科对话——中国农业史学会第九次学术研讨会纪要。 姚兆宇旨在探索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变化规律,总结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经验教训,促进农业发展。 此次史学研究组学术交流是由中国农业史学会主办、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协办、中华农业文明研究会承办的“中国农业史学会第九届学术研讨会”南京农业大学研究院. 会议于2002年10月13日至15日在南京召开,来自中、日、韩三国的8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探讨20世纪中国农业和农村变迁问题。 与会专家学者就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农业经济、农业科技、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变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富有洞察力的观点。 20世纪1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农村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习俗,乃至农民的心态、理念,都随着旧时代向新时代的转变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对这些问题的理性思考一直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在本次研讨会上。 与会的410名专家学者就农村土地问题、宗族问题、农村自治问题、农民生存状况等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 ‘土地改革和农村社会变革问题。 土地改革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不仅带来了20世纪农村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也引起了农村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

正因为如此,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本次会议上,专家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 无论是从理论方法还是具体理解上来说,都极具创造性。 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的《晋绥边区土地关系与社会结构变迁》一文,以晋绥边区为例,系统考察了土地改革与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揭示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趋势和时代特征。 他认为,土地改革不仅彻底摧毁了晋绥边区传统的农村土地制度,带来了土地关系的根本变化,也带来了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根本变化。 以贫农阶级为核心的权力结构在乡村社会普遍确立。 然而晋绥边区是一个相对孤立的区域社会,缺乏文化基础,特别是缺乏社会现代化的动力。 不难想象,在这样一个乡村社会,要进行一场触及几千年传统的土地制度革命,会有多么困难。 晋绥边区共产党政权不仅面临着如何通过制度变迁形成该地区社会动力的问题,而且面临着如何解决土地后农村社会阶层“不平等”的必然发展趋势。改革。 ,在制度创新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乡村社会走向现代化。 由于未能认识和把握这些方向性问题,晋绥边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出现了极大的反复和波动。 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秩序和农民心态。

本文从社会动力、社会结构、乡村社会发展方向等角度审视土地革命问题,赋予土地革命更加深刻的社会意义。 上海大学张培国教授。 《革命的实践结构与农民日常生活的逻辑》一文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减租、降息对山东“老区”的社会历史进程进行系统研究到土地改革。 他从划分411的组成、召开斗争会议、分配土地和“流财”这三个具体环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土改”发生的社会历史空间。 他认为,划分阶级构成的实际过程并不完全按照官方的阶级话语来运作。 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话语和道德观念在其背后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 斗争会议还必须符合乡村社会的日常道德观念和权力秩序; 而土地和“流动财富”的分配则是基于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 在此前提下,它包含了更多的日常道德因素。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土改过程中乡村权力秩序的变化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确立其真正的权力合法性。 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构成了地方知识和地方制度。 在正式制度安排深入农村地方知识的过程中,官方文本中的“革命”含义逐渐让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 他的这些结论相对于传统历史的结构分析无疑是重大突破和重要启示。 复旦大学博士生郑雷撰写的《20世纪中叶关中地区土地问题》一文,从制度运行与经济效益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土地改革问题。

本文分析了高陵县通源乡土改前后的土地状况,揭示了关中土改政治性极强的深层次原因。 他认为,由于关中地区人地关系比较松散,租佃关系并不普遍,地主富农拥有的土地并不多。 因此,土改时期,关中地区可供分配的土地相对较少,地方政府无法同时做到这两点。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精神。 也充分考虑了当地的实际情况,最终导致中央的政令与地方的具体做法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 就关中地区土改本身而言,土改加剧了农民的分户倾向,地块的重新划分导致农民拥有的地块日益分散。 这大大增加了农民土地管理的成本,从而导致了不经济的效果。 乡村宗族问题 乡村宗族问题具有学术价值。 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华南师范大学林吉教授的《现代农村财产继承习俗与南北宗族社会》一文,运用大量调查数据、档案和地方志,对现代农村财产继承习俗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他指出,现代农村社会,财产继承的主要形式是儿子均分和同姓同宗继承。 但在继承外地亲属和异性财产方面,北方农村比南方农村更受认可。 这种现代农村财产继承的习俗,主要是由民间祖业继承的原则所决定的。 他还探讨了社会变迁与财产继承习俗之间的关系。

人们认为,现代农村财产继承习俗未能发生重大变革,与现代农村家族结构未能转型变革密切相关。 复旦大学博士生吴涛写了一篇题为《分户原则在汾湖刘家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以大胜三壁门为中心》的文章,以大胜三壁门为背景审视家族史。氏族研究。 他从“方方”的角度论述了大家族中的宗陶继承原则。 他分析了“方说六理”,认为“方”是多样的、复杂的,可以代表独立性。 “住宅单元”也可以用来指具有不同谱系深度和不同功能化程度的男性血缘亲属单元。 每个房子都有自己独立的祖制。 “房子”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与祖传财产享有同等的权利。 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的房屋状况,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房屋状况行事,履行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利和义务。 、上海师范大学唐立行教授的《重构农村基层社会生活现实——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徽州古村寨斋坛》和安徽大学卞立教授的《六都:徽州山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两篇文章《宗族聚居村的社会变迁》均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结合地方志志、家谱资料,对我国山区绩溪县寨滩村和祁门县六都村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明清以来的徽州,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徽州。 对社会变化进行了详细分析。 唐文重点关注宗族与文化、商业的互动关系,认为宗族在徽州村落的文化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并指出宗族聚落的格局赋予了斋坛村乃至徽州社会特殊的适应力。

尽管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 但它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稳定性。 卞文关注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的关系,认为宗族在村务管理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农村自治问题 农村自治问题近年来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20世纪20年代、1930年代,在颜阳初、梁漱溟等人的倡导下,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 那么,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的现状如何呢? 哪些因素制约着乡村建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河南财经大学教授张鲁鹏写了一篇题为《民国时期南阳农村自治》的文章。 以413河南皖西农村自治运动为例。 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他认为,皖西农村自治运动是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皖西农村自治运动在兴办教育、发展农业生产、实施社会改革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由于当时国内政治环境动荡,军阀混战,经济拮据,南阳农村自治运动最终失败。 户籍制度问题 以城乡隔离为特征的户籍制度对20世纪后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乃至命运产生了严重影响。 那么,这一制度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呢? 南京农业大学张玉林副教授撰写的《集体化时代的农民流动与户籍制度》一文,从城乡关系角度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农村人口外流对城市和乡村的影响。国家与农民、城乡的关系。 揭示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建立的社会根源。

他认为,1958年建立的以限制农民进城为主要防控目标的户籍制度,不仅是出于减轻城市压力、维护城市稳定的需要,也是出于巩固合作社和农民工的需要。维护农业集体化制度。 为了维护农业集体化受控制的经济政治体系,农民必须全面纳入这一体系,并受到充分的管理、监督和限制。 可以说。 户籍制度是农业集体化所体现的社会主义计划制度的附属物,是不可缺少的统治手段。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人民公社的逐渐衰弱甚至崩溃,农村不再具备控制农民流动的制度需要,农民流动事实上成为可能。 农民生存状况问题 20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变革对农民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模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南京农业大学曾晶晶副教授的文章《从家谱资料看苏南现代农民》采用的是民间家谱资料。 对近代特别是太平天国以来苏南农民的基本生活状况进行了系统研究。 她想。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后,苏南农民主动承担起重建乡村社会、发展农业生产的重任。 对整合宗族组织、重建社区公共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人口压力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近代苏南农民的社会身份也趋于多元化,农工商业相互流动的现象较为普遍。

农民不仅创新生产技术,在生产规模上也不满足于现状,行为模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放性。 但这种开放的心态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传统社会的人生追求和价值体系,因而无法引起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变革。 20世纪,随着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要素的变化,我国农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传统的商业模式、产业结构、市场功能、消费方式也明显具有一些新的时代特征。 特征。 在本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讨论了20世纪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特征、农业经营方式、农村手工业、农村市场、民间借贷、农村人口流动、农村问题、粮食生产、乡镇企业等问题。 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农村经济的基本特征。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特征。一直是经济史学界的热门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采取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此问题,提出了现代农村经济衰退论、现代农村经济增长论、“过密增长论”、“农业生产不平衡论”、“农业生产技术停滞论”等不同观点。南京农业大学盛邦岳教授在《论20世纪20年代和19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特征》一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他根据卜凯教授的调查数据,应用“均衡与非均衡”理论均衡”分析方法从农产品商品化与农村经济构成、农民收入与农民生活两个方面进行论证。

认为1920-19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初期发展不平衡。 《农业生产经营方式》 20世纪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这一变化有哪些新特点和新意义? 这是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南京农业大学张世杰副教授-415的文章《张謇与江苏现代规模农业的出现》探讨了20世纪初出现的新型农业企业的性质和现状。 通过考察通海垦牧公司的运行机制,他认为以张謇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模式,在中国进行了资本主义规模化农业经营的首次尝试。苏北沿海地区。 他们创造性地建立了公司加佃户的经营模式,并融入以大工业为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农工商业一体化格局。 这种方式弥补了传统个体小农生产的缺陷,创造了小规模生产无法获得的规模效益,在我国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南京师范大学慈鸿飞教授《民国时期西部地区农业资源开发》的文章。 以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水利和林业发展为例,考察产权转型对农业生产的积极影响。 他指出。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水利和林业发展基本上依靠农民自己的劳动力、资金和技术投入。

农民积极参与发展,在于对自己种植的耕地、水利、林木的所有权和收益权。 因此,产权界定是西北开发最关键的问题。 1、农村手工业在国内学术界很早就流行起来,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洋纱、洋布等洋货已遍布中国边远地区。 农民家庭手工业特别是手工棉纺织业被彻底摧毁,农村自然经济也解体。 事实上,这种认识需要深入细致的分析。南开大学张思副教授的《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业的遭遇与命运》一文。 主要根据海关报告、英国领事报告和地方志志中的罕见文献和统计数据,揭示了近代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解体。 过程中情况复杂。 他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存在南方与北方、沿海与内陆、城市与农村的地区不平衡,经济社会演变中国各个地区内部的进程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 就华北地区而言,到20世纪初,洋纱已基本占领了直鲁农村传统土布市场,农民赖以生存的家庭手工业纺织业遭到严重破坏。 不过,直鲁农村的手工纺织业并没有完全衰落。